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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锺书原创小说与武侠小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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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赵一凡近来在《超星名师讲坛》上谈《围城》,谈到他第一次到钱府,请教钱先生该读什么书。钱先生问:“看不看武侠啊?”赵一凡答:“不看,功课太重了。”钱先生回:“为什么不看?武侠必须看的。”赵一凡在“讲坛”上说:“这是第一次听到,这么个大学问家叫我看武侠。”

  1923年,平江不肖生的《江湖奇侠传》问世,“旧武侠小说”由此开端。这一年,钱先生十三岁。杨绛在《记钱锺书与围城》中说,从十四五岁开始,“锺书在他父亲教导下‘发奋用功’”;紧接着,杨先生说的却是:“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,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,食肠很大,不择精粗,甜咸杂进。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。”由此,我们可以推想,钱先生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,应该读过不少“旧武侠小说”。

  然而,1990年钱先生对赵一凡说“武侠必须看的”,所指总不是“旧武侠小说”,而是当日更风行的金庸等人创作的“新武侠”—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读书人,读“旧武侠”的极少,钱先生既关注武侠小说,就不可能不知道。

  自己没看,就让人“必须看”,这种事,在钱先生,应该是不会的。似乎钱先生读过的“新武侠小说”,尚不止金庸一家。他更喜欢梁羽生或古龙?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,但可能性不大。钱先生认为“必须看”的“武侠小说”,主要指向的就是金庸小说。这么说,傲世皇朝主管应该并不算太武断。

  我很早读过《读书》杂志上张文江、陆灏、裘小龙的《金庸小说三人谈》,注意到陆灏所说“像华罗庚这样的科学家,钱锺书这样的学者……都是金庸的爱好者”。虽然我知道陆灏不是信口开河的人,肖桓兄后来也跟我说过陆灏是钱先生晚年的忘年交,但因为是“孤证”,我对钱先生爱好金庸小说一事,一直是一种半疑半信的态度。今日,再看了赵一凡的回忆,于此节才深信不疑。

  陆灏等人的“三人谈”在1987年,钱先生对赵一凡说“武侠必须看”,则是1990年的事。那段时间,钱先生应该不止对他二人推荐过金庸小说。

  《围城》的日文译者中岛长文,因见《围城》“在北京站的书摊上混杂于武侠小说中出售”而为钱先生不值。坚称“武侠必须看”的钱先生本人,倒未必会为此事烦恼。

  爱好武侠,正是钱氏家风。1914年,钱锺书的尊翁钱基博先生开始在《小说月报》发表《技击余闻补》,后来扩充为一本文言的武侠短篇小说集《武侠丛谈》。金庸谈钱穆先生时,顺便谈到了其他无锡名人:“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也是有名的。”钱老先生的著作,金庸应该读过一些。只不知这册《武侠丛谈》,他可曾寓目?

  否定金庸小说的,多是小学者。像金克木、程千帆、余英时、许倬云这样的大学者,却往往给予金庸小说很高的评价。

  读过而否定金庸小说的大学者,也不是没有,有一位,就是施蛰存先生了。施先生批评金庸的(武侠)小说写得不好,但某些穴见小儒,却是只为金庸写的是武侠小说,便断言一定不好。这两样见解,境界不同,区别甚大。

  钱锺书先生精熟中外古今的文学作品,自然懂得“雅俗古今之分,不过时代之差,其间故无界限也”(王国维语)的道理,不会为了金庸小说今日被贴上“通俗”的标签,便摒弃不读。1981年,钱锺书、杨绛致信《译林》月刊:“畅销并不保证作品的文学价值,但是也并不表明作品的毫无文学价值。‘经典’或‘高级’的作品里有些是一度的畅销书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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